公儀休是春秋時期魯國的國相，司馬遷在《史記·循吏列傳》中評價他是“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意思是說他是個奉法的中規中矩好官，讓百官都自覺端正了自己的言行。
因為學問好，公儀休與孔子一樣也收了許多學生。有一天，公儀休的一個學生前去拜訪他，正好遇到有人來送魚，結果公儀休沒有接受。送魚的人非常失望，便帶著魚走了。學生十分了解自己的老師，公儀休其實是喜歡吃魚的，甚至已經到了嗜吃的程度。可當別人送來老師愛吃的東西時，老師為什么沒有收下呢？
見來人走了，學生便將自己的疑問說了出來。公儀休解釋道：“正是因為喜歡吃魚，所以才不接受。一旦接受了別人饋贈的禮物，那就意味著受制于人，無法拒絕別人提出的要求。貪贓就有可能枉法，這樣一來豈不是得不償失？現在擔任這個官職能滿足自己喜歡吃魚的愛好，何必要再接受別人的饋贈？如果接受了別人送來的魚，出了問題被罷免了官職，到時候誰還會給我送魚呢？所以我不接受。”
在人際交往中其實很難判斷對方是否存心賄賂，畢竟僅僅只是一條魚而已。但公儀休防患于未然，哪怕只是一針一線，不是自己應得的都不會心安理得地接受。既然存在賄賂的可能，那就不要存在僥幸心理，給別人提供行賄的機會，給自己找受賄的理由。
《韓非子》評價這一行為的時候說：“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意思是說公儀休懂得依靠別人不如依靠自己，靠別人相助不如自己幫助自己的道理。因為看得透，所以放得下，公儀休的這種自我約束是定力，是修養，也是智慧。
魚只是平常之物，送魚極有可能是送金銀財帛的前奏，有人可能想先從其口腹之欲上打開一個口子，然后逐漸加碼。開了這個先例，以后就難以控制了。當然，也不能全然否定了送魚人的一番好意，所以也要講究拒絕的方法，不能形成矛盾、激化矛盾，影響未來工作的展開。
在拒絕饋贈這件事情上，既要有堅決的態度，又要有周全的方法；既要有自律的覺悟，又要懂得維護好人際關系。這是為官者需要具備的素養。
公儀休是個心系百姓的好官，他規定魯國的官員不得經營產業，以防止官員與民爭利。公儀休家里的菜園種出的蔬菜味道不錯，妻子做好后端給他吃，他卻沒有稱贊妻子懂得儉省，而是拔光了菜園里的所有菜；妻子自己織好布后給家人做衣服，他就把織布機燒毀，讓妻子回了娘家。這樣做的理由是，如果做官的人家里經營產業自給自足，農民種出來的糧食和婦女的手工產品就沒有銷路了。
公儀休的行為看上去有些不近人情，實際上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低的反映。春秋時期，人們對于自然的改造是很有限的，生產技術水平低，社會資源匱乏，上位者通過向下層勞動者征收稅賦來滿足物質需求，但是底層勞動人民只能依靠出賣體力來養家糊口，如替人做工、賣米、賣菜、賣肉、出售布匹及手工藝品等。統治階級本身已經享受著豐富的物質資源，能依靠俸祿換取日常所需，不必親自勞動，如果帶起所謂“自給自足”的風氣，官場上下便會效仿，勢必會影響下層勞動者的收入。
公儀休正是因為明白富裕的人在經濟活動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消費活動會推動商品交易的發展和繁榮，所以他寧可自己多花錢從外面買菜買布，讓普通老百姓有生意做、有錢賺。司馬遷評價公儀休的做法是“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公儀休拔葵去織的做法中蘊含著深刻的治國之道。
西漢的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策問的對策中，也提到了“受大者不得取小”的理論。在他看來，上天在造物的時候是相對公平的，給予你優勢就會給你劣勢，例如“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即猛獸長了鋒利的牙齒就不會再長角，長了翅膀的鳥類就只能有兩只腳。所以做官的人就不應該靠體力勞動來吃飯，也不謀取工商之利，以防止與民爭利。
如果那些身居上位的人憑借他們的勢力與民爭利，老百姓不可能爭得過他們，時間長了，許多為官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百姓天天受到剝削，生活難以為繼，那么走上犯罪道路就是難以避免的事情了。所以后來董仲舒建議漢武帝限制官員經營產業，認為只有實現了“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才能出現“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的局面。
董仲舒高度評價了公儀休的做法，認為他作為高官能起到示范作用，使“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既能影響官場風氣，也能教化民眾，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周易·解卦》中說：“負且乘，致寇至。”意思是說背負著東西還要乘坐華麗的車招搖過市，會招致盜賊。貪心的人得到的多，就容易受到關注，也就容易招致禍患，因而貪婪的官員的禍患要比普通人的大。肉體受到攻擊容易躲避，但意志薄弱者就很難防范“糖衣炮彈”了。“送魚”是經過考慮的“投其所好”，背后的意義絕不僅僅是表達友好。拒絕接受他人的禮物并非拒絕他人的好意，為政者應該區分清二者的內涵，堅守道德底線，樹立清正為民的執政觀念。
古人講究“在其位，謀其政”。公儀休沒有變法革新的成就，也沒有抵御外侮的戰功，卻能成為受儒家典籍與歷代政治人物推崇的清廉官員，與他堅守底線、“不與民爭利”的思想分不開，他的言行對于后世官員有著借鑒意義。
正所謂：拒受賄魚身自清，與民無爭心志明。以己化人淳風俗，百代流芳傳廉行。（摘自《清官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