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程威
特邀嘉賓
蘇一峰 廣安市廣安區紀委監委第二紀檢監察室主任
吳雨璘 廣安市廣安區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鄒川云 廣安市廣安區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
吳承光 廣安市廣安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二級法官
編者按
本案中，張建偉為向黃某乙輸送好處，二人商定由黃某乙承攬某項目，后張建偉將該項目安排黃某甲承攬，并讓黃某甲給黃某乙150萬元“補償費”，張建偉及其辯護人認為，這150萬元是黃某甲和黃某乙買賣中標項目的費用，如何看待該意見？張建偉未經手該150萬元，是否構成受賄？2021年5月，薛某按照張建偉要求，將25萬元轉賬到張建偉特定關系人湯某銀行賬戶，備注為“借款”，湯某收到后告知張建偉。張建偉被留置后，湯某將25萬元退還給薛某。該起事實中，能否認定張建偉受賄25萬元？我們特邀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張建偉，男，200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四川省開江縣國土資源局黨委書記、局長，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生態環境局黨組書記、局長，廣安市廣安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黨委書記、局長等職。
受賄罪。2020年至2022年，張建偉先后任廣安市廣安區生態環境局黨組書記、局長及住房和城鄉建設局黨委書記、局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多次收受或索取他人財物共計310萬元。
其中，2021年2月，時任廣安市廣安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黨委書記、局長的張建偉請托黃某乙（另案處理）幫助其消除2016年因行政違法行為被公安機關給予行政處罰的案底，承諾將某污水處理站提標改造項目給黃某乙實施，黃某乙同意并安排肖某出面承攬該項目。張建偉遂安排設計方黃某甲、招標代理方薛某幫助肖某等人中標該項目，后張建偉考慮到讓肖某等人中標困難，便將該項目安排給黃某甲承攬，同時要求黃某甲給黃某乙150萬元作為“補償”。因該項目預期利潤較低，黃某甲起初并不同意，張建偉向黃某甲承諾以后將其他項目交給其實施進行補償，黃某甲同意。在張建偉幫助下中標該項目后，黃某甲根據張建偉安排給肖某150萬元，肖某將該150萬元交給黃某乙。
2021年5月，張建偉將城市時令花卉項目交給薛某代理招標并在其以其他公司名義中標該項目過程中提供幫助，薛某欲送給張建偉25萬元，張建偉要求其轉款給他的特定關系人湯某。薛某安排其合伙人雷某辦理，湯某收到好處費后，薛某、湯某均將相關情況告知了張建偉。雷某轉款時考慮如果做不到項目還可以要回該筆錢，便在轉款時標注為“借款”。2021年9月，薛某等人中標該項目。2022年12月，張建偉被立案調查后，湯某為減少張建偉的受賄金額，退還給薛某等人25萬元。
2022年，黃某甲被留置后，張建偉擔心自己受賄事實被供出，于是找到薛某和張某（系廣安區某房地產開發公司總經理）商量，要求薛某負責“找關系”、張某出錢，意圖幫黃某甲解除留置措施，并告知薛某如需要用錢就找張某取，張某認可，薛某同意。后薛某以協調關系為由從張某處拿到25萬元，轉款后，張某、薛某均將已轉錢、拿到錢事宜告知張建偉，張建偉催促薛某盡快辦，需要用錢就找張某拿。但此后，薛某并未協調關系，而是將部分錢款用于個人日常開支。張建偉被留置后，張某詢問薛某相關情況，薛某謊稱其協調關系用了10萬元，將余下的15萬元退還給張某。
串通投標罪。2019年至2021年，張建偉先后擔任廣安市廣安區生態環境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黨委書記、局長期間，授意黃某甲、薛某參與工程項目投標，中標之后按約定給予自己好處費。為確保黃某甲、薛某能順利中標，張建偉與其串通，在開標前將招標有關信息泄露給他們，并將他們擬投標公司的具有排他性優勢條件等加入招標文件，讓其順利通過審核后掛網招標。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2年10月28日，廣安市廣安區紀委監委對張建偉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同日，經廣安市監委批準，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移送審查起訴】2023年4月26日，廣安市廣安區監委將張建偉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廣安市廣安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2023年9月28日，廣安市公安局廣安區分局將張建偉涉嫌串通投標一案移送廣安市廣安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黨紀政務處分】2023年5月31日，經廣安市廣安區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廣安市廣安區委批準，決定給予張建偉開除黨籍處分；由廣安市廣安區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
【提起公訴】2023年8月20日，廣安市廣安區人民檢察院以張建偉涉嫌受賄罪向廣安市廣安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2023年10月9日，廣安市廣安區人民檢察院以串通投標罪對張建偉一案追加起訴。
【一審判決】2023年12月27日，廣安市廣安區人民法院以張建偉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60萬元；犯串通投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5萬元，數罪并罰，合并執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65萬元。張建偉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裁定】2024年7月8日，廣安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張建偉及其辯護人認為，黃某甲給黃某乙的150萬元“補償費”，是其二人買賣中標項目的費用，與張建偉沒有關系，如何看待該意見？張建偉未經手該150萬元，是否構成受賄？
吳雨璘：我們認為張建偉及其辯護人的意見不能成立。
首先，黃某甲向黃某乙支付的150萬元本質上屬于公權力的對價。本案中，該污水處理站提標改造項目由誰承攬實際是張建偉在操控，黃某甲向黃某乙支付款項的行為系張建偉授意。張建偉之所以找到黃某甲，讓其支付給黃某乙150萬元，黃某甲同意支付該筆費用，一是可以通過張建偉的幫助拿到該項目，二是張建偉承諾后續會將其他項目交給其實施，本質上就是與張建偉職權的交換。
其次，認定張建偉和黃某甲構成行受賄犯罪符合雙方主觀認知。黃某甲支付款項是為了繼續求得張建偉幫助，承攬更多工程項目，該筆款項實際是黃某甲送給張建偉的，其只是按照張建偉的要求將款項交給了黃某乙，至于款項的實際用途、最終目的，系張建偉對收受錢款的處置。而張建偉明知黃某甲愿意按要求支付款項是由于自己的職權，雖然形式上張建偉本人沒有占有該150萬元，但其實施行為的動機是為了將上述錢款送給黃某乙，讓黃某乙幫自己消除案底。因此，該起事實實質上是張建偉利用職權讓黃某甲代其支付給黃某乙150萬元。
再次，黃某乙收受150萬元只是賄賂款的指定去向。國家工作人員讓請托人支付給第三人財物的行為，本質是在行使其對賄賂款物的支配權，與收受請托人財物后自己再進行處置并無實質區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由此可見，支付給第三人財物只涉及賄賂款物的具體去向，不影響行受賄犯罪性質的認定。因此，國家工作人員授意請托人代為向指定的第三方支付財物，實質上是將應當由自己實施的行為或支付的費用，利用職權讓請托人去完成，也屬于受賄罪中“收受他人財物”，本質上也屬于權錢交易。
吳承光：張建偉及其辯護人上述意見不能成立，法院對其不予支持。根據查明的事實，黃某乙自始至終未取得該項目，黃某甲系在張建偉安排下取得該項目，黃某甲和黃某乙之間并沒有買賣中標項目的基礎和事實。張建偉利用其職務便利為黃某甲謀利，黃某甲經張建偉的授意送給黃某乙150萬元，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將財物送給其他人，構成犯罪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張建偉雖未實際經手該150萬元，但其仍構成受賄罪。
2021年5月，薛某將25萬元轉賬到湯某銀行賬戶，備注為“借款”，張建偉被留置后，湯某將25萬元退還給薛某，張建偉是否構成受賄？
蘇一峰：2021年5月，張建偉承諾將城市時令花卉項目交由薛某承攬，后要求薛某將好處費交予湯某。薛某安排其合伙人雷某將這25萬元打入湯某的賬戶后，薛某、湯某均將相關情況告知了張建偉，張建偉對這25萬元取得了實際控制權，此時張建偉的受賄行為已達既遂狀態。至于雷某在轉款時備注為“借款”，實際是擔心給付好處費后未能承攬到項目，以便用“借款”的名義索回。薛某與張建偉之間不存在借款的主觀目的，薛某與湯某之間也不存在實質借款關系，且此后張建偉幫助薛某承攬到項目，薛某未再要回該25萬元。因此，轉賬雖備注為“借款”，但本起事實本質上系權錢交易，張建偉構成受賄。
鄒川云：至于湯某退還25萬元給薛某，是在張建偉被留置調查后，湯某基于與張建偉的特殊關系，幫助張建偉掩飾其犯罪行為的表現。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相關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賄。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因此，如果退還或上交是為了掩飾犯罪，即使行為人受賄行為還沒被組織掌握，也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本案中，湯某是在張建偉被留置后，為了掩蓋張建偉的受賄行為而退錢，因此，不影響張建偉受賄罪的認定。
2022年9月，張建偉得知黃某甲被留置后，與張某、薛某商定由張某出錢、薛某“跑關系”，后張某交給薛某25萬元，該起事實如何定性？
吳雨璘：本起事實中，受賄人是張建偉，行賄人是張某。張建偉與張某、薛某約定由張某出錢、薛某去“跑關系”，張建偉與張某已經達成了行受賄的意思聯絡。張建偉作為時任廣安區住建局黨委書記、局長，具有管理張某所在房地產公司的職權，張某同意出錢也是基于張建偉的職權，其提供的資金本質上是張建偉職權的對價。張某按照張建偉的授意將款項交給薛某，僅是賄賂款的指定去向，薛某以協調關系為由從張某處拿到25萬元后，張某、薛某均將已轉錢、拿到錢事宜告知張建偉，張建偉受賄屬于既遂。此后，即使薛某并未將款項用于協調關系，而是用于個人開支并退還給張某15萬元，并不影響張建偉受賄行為及金額的認定。
吳承光：本案中，張建偉主觀上對行受賄數額具有概括性故意。在受賄案件中，概括性故意經常表現為行為人對收受的財物價值雖沒有明確的認知，但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張某系張建偉的管理和服務對象，張建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要求張某出錢由薛某去“跑關系”，盡管其對張某具體最終會出多少錢、薛某將款項送予誰均不明確，但張建偉希望這種結果的發生。后張某將25萬元交給薛某，意味著踐行了承諾，并且張某、薛某都將轉款一事告知了張建偉，雖然張建偉對于轉賬的具體金額不清楚，但張建偉收取賄賂的意志是清晰的，對張某拿出的款項數額以及款項由薛某運作均認可，對收受張某錢款的數額具有概括性故意，且25萬元未明顯超出張建偉認知，因此，可以認定張建偉對這25萬元構成受賄既遂。
辯護人提出，串通投標罪和受賄罪不屬于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數罪并罰罪名，張建偉的行為構成串通投標罪和受賄罪的牽連犯，應擇一重罪處罰，如何看待該意見？
鄒川云：牽連犯，是指實施某種犯罪，其犯罪的手段行為或者結果行為又觸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行為人是否構成牽連犯、其罪數的認定都應當全面考慮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實行行為以及侵犯的法益。本案中，張建偉先基于收受賄賂的故意，收受行賄人財物后，再通過串通投標的方式為行賄人謀取利益。實際上，張建偉實施了串通投標和受賄兩個犯罪行為，兩個行為并非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關系，并不是牽連犯，即受賄不必然就幫助串通投標，串通投標也不必然要受賄，張建偉的行為符合刑法第六十九條關于數罪并罰的一般規定，應當數罪并罰。
吳承光：雖然“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同時構成受賄罪和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三節、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規定外，以受賄罪和瀆職罪數罪并罰。但是，對于瀆職犯罪之外的犯罪是否應與受賄罪數罪并罰，仍應從行為人的犯罪行為之間的關聯結合具體案情進行判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出于幫助投標人中標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犯意，實施相應犯意的兩種行為，侵犯不同的犯罪客體，同時構成受賄罪與串通投標罪，應數罪并罰，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幫助他人中標和受賄，不構成原因和結果行為的牽連關系，侵犯的是兩種不同的犯罪客體，同時構成串通投標罪和受賄罪，應數罪并罰。本案中，張建偉出于幫助投標人中標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犯意，實施相應犯意的兩種行為，將串通投標認定為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手段行為僅以受賄罪一罪論處，不能對其的行為和社會危害性作出全面充分評價。綜上，應當以受賄罪、串通投標罪對張建偉數罪并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