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團購房指標后轉賣獲利的受賄數額如何認定
從鄭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原黨組成員、鄭東分局原局長何洪濤案說起
特邀嘉賓
邵麗娜鄭州市紀委監委第十八審查調查室副主任
孫沛鄭州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干部
張俊珍鞏義市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負責人
方勇鞏義市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
編者按
本案中，何洪濤收受團購房指標后轉賣獲利，其具體受賄數額如何認定？何洪濤要求商人范某借款100萬元給其特定關系人王某某，借款到期后何洪濤和王某某未還款，何洪濤的行為是否構成受賄犯罪？如構成受賄犯罪，犯罪既遂時間應如何界定？我們特邀有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何洪濤，男，1975年8月生，199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河南省鄭州市鄭東新區管委會土地規劃局副局長，鄭州市國土資源局鄭東新區分局局長，鄭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黨組成員、鄭東分局局長等職。
受賄罪。2015年至2023年，何洪濤在擔任鄭州市國土資源局鄭東新區分局局長、鄭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鄭東分局局長等職務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財物共計693.6188萬元。
其中，2016年上半年，何洪濤利用職務便利為甲公司在鄭州市鄭東新區某項目的土地競標以及建設推進提供幫助。甲公司為感謝何洪濤對公司項目建設提供的幫助并謀求以后項目開發得到其支持，送給何洪濤一個該項目的團購房指標。2018年6月，何洪濤安排其妹妹何某以168萬元的價格將該團購房指標通過市場轉售。經評估，何洪濤收受該團購房指標時，這套房的團購價為222.1907萬元，低于市場價167.8793萬元。
2017年8月，乙公司在鄭東新區開發某房地產項目，何洪濤先后兩次與該項目負責人趙某聯系，索要團購房指標。趙某為維持好與何洪濤的關系并感謝其在該項目土地證辦理等方面提供的幫助，送給何洪濤該項目2個團購房指標。何洪濤安排其妹妹何某通過中介人員予以轉賣，共計非法獲利50萬元。經評估，何洪濤收受該團購房指標時，這兩套房的團購總價為536.275萬元，共低于市場價80.395萬元。
2019年上半年，何洪濤利用職務便利，在鄭東新區某項目協調土地手續及超容積率處罰過程中，為丙公司提供幫助。同年5月，何洪濤與該公司實際控制人郭某某聯系，索要一套團購房指標后，安排其親戚張某某對外轉賣獲利64.08萬元。經評估，何洪濤收受該團購房指標時，團購價低于市場價67.2364萬元。
此外，何洪濤還存在其他索要、轉賣團購房指標行為，這些團購房的團購價低于市場價共計106.3481萬元。
2015年至2023年，何洪濤利用職務便利，為丁公司在承接鄭東新區土地評估、不動產登記檔案管理等相關業務以及項目回款等方面提供幫助，并收受該公司實際控制人范某75萬元。2017年左右，何洪濤的特定關系人王某某向何洪濤提出借款用于經營珠寶店。隨后，何洪濤多次向范某提出讓其借款給王某某100萬元。2017年6月，范某妻子李某與王某某簽訂《項目合作協議》，約定王某某借用李某100萬元，借期3年，在借期內，王某某按照約定支付了部分借款利息10萬元。2020年6月借款到期后，范某向何洪濤提出王某某未歸還借款，何洪濤多次敷衍了事。此后，為維持與何洪濤的關系，范某再未提起借款一事，默認將該100萬元送給何洪濤。直至案發，這筆錢款也未歸還。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3年10月10日，鄭州市紀委監委對何洪濤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同年11月1日，經河南省監委批準，鄭州市監委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移送審查起訴】2024年1月31日，鄭州市監委將何洪濤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鄭州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同日，鄭州市人民檢察院指定鞏義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提起公訴】2024年3月22日，鞏義市人民檢察院以何洪濤涉嫌受賄罪向鞏義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黨紀政務處分】2024年4月25日，經河南省自然資源廳黨組研究，決定給予何洪濤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一審判決】2024年8月28日，鞏義市人民法院以何洪濤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70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在何洪濤涉嫌受賄犯罪問題中，大多為非法收受他人團購房指標后轉賣獲利，在相關事實中，其受賄數額應當如何認定？
邵麗娜：何洪濤時任鄭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黨組成員、鄭東新區分局局長，對鄭州市鄭東新區乃至鄭州其他轄區的房地產項目在項目推進、土地供給、土地證辦理、工程建設等方面具有直接的管理職能。何洪濤在與相關房地產開發商的交往過程中，逐漸產生了利用職權倒賣團購房指標牟利的想法。經查，何洪濤共計收受或者向相關開發商索要了7套團購房指標并對外轉賣，涉嫌受賄421萬余元，占其全部受賄693萬余元的60%以上。在該案中，何洪濤沒有直接收受他人的房產，而是收受團購房指標予以轉賣，或者找到買家后向相關開發商索要指標，在涉案房產交易過程中何洪濤及其關聯人員全程隱于幕后，妄圖以所謂的市場交易行為來掩蓋其受賄本質，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和典型性。
孫沛：所謂團購房，通常是指房地產開發商、銷售商在銷售房產時，以企業內部決策的方式事先設定的針對特定人群給予的特價房源，由此產生的團購房指標本質上屬于具有財產性利益的虛擬財物。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房地產企業在項目審批、證件辦理上提供幫助，收受團購房指標轉賣后非法獲利，符合刑法中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因此我們對認定其涉嫌受賄沒有異議。
但何洪濤收受團購房指標后又予以轉賣獲利的受賄數額如何認定，在案件辦理中出現了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應以何洪濤實際轉售涉案房產團購房指標所得，即以其實際獲利數額認定受賄數額；第二種意見認為，應以何洪濤非法收受團購房指標時涉案房產的市場價格，扣除其收受團購房指標時的涉案房產團購價格認定受賄數額。經研究討論，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團購價是不面向社會公眾且不符合市場規律的，何洪濤所享受的優惠價格與其利用職務便利幫助他人謀利行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應認定其享受的優惠價格是其權力的對價。同時，由于團購房指標對外出售時存在時間延遲、人為干擾等不確定因素，以轉賣后的實際獲利金額作為受賄數額不夠客觀、準確。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財產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如會員服務、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數額，以實際支付或者應當支付的數額計算”的規定，何洪濤的受賄數額以收受團購房指標時應當支付的正常市場價格扣除收受時的團購價格，即以其收受指標時的市場價與團購價的差額來計算受賄數額更加準確、合理。
張俊珍：團購房指標具備實際經濟價值，且在市場交易中可以實現其實際價值。收受團購房指標后轉賣行為的受賄數額認定，首先要準確認定受賄行為何時完成。何洪濤收受團購房指標，實現對該指標的控制并具有支配權，即犯罪既遂，至于是其本人居住或者轉賣，都不影響受賄犯罪完成。其次，要搞清楚將團購房指標轉賣從中獲取了什么利益。團購價是不面向社會公眾的，對具有特定范圍或者條件如某單位內部職工的“內部價”“優惠價”，其他人是享受不到該優惠的，若購買該房產，則應以市場價購買。本案中，何洪濤利用職權為相關企業謀利后，收受或者主動索要團購房指標，涉案房產的市場價與團購價的差價即為何洪濤的受賄數額，其轉賣獲取的價款系對受賄財物處分后的違法所得，不應以此認定受賄數額。因此，我們采納相關鑒定機構對涉案房產進行價格評估的意見，以何洪濤收受團購房指標時涉案房產的市場價格與團購價格的差價，最終計算出受賄數額共計421.8588萬元。
何洪濤要求商人范某借款100萬元給其特定關系人王某某，借款到期后何洪濤和王某某拒絕還款，何洪濤的行為是否構成受賄犯罪？
孫沛：本案中，商人范某與何洪濤的特定關系人王某某并不認識，沒有任何經濟往來，范某借給王某某100萬元，實際是基于何洪濤的職權職務影響。具體而言，范某借款給王某某，一方面是因為范某的公司在鄭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鄭東新區分局有大量的評估業務，范某為了感謝何洪濤在資金撥付等方面為其提供的幫助；另一方面范某是想繼續獲得何洪濤的幫助，為其企業發展經營提供更多便利。如果王某某能夠按照與范某妻子《項目合作協議》的約定，按期歸還該100萬元，何洪濤的行為可能構成借用管理服務對象錢款的違紀行為，不一定構成受賄犯罪。但是，該筆借款于2020年6月到期后，范某催促王某某歸還借款未果，便向何洪濤多次提及王某某不歸還借款的情況，何洪濤均不明確表態，多次以范某當大老板不要計較小錢的理由搪塞過去。范某看到何洪濤多次搪塞、態度敷衍，沒有歸還借款的意思，又不敢因為此事得罪何洪濤，就未再提及該借款事項，也未再向王某某催要該100萬元。直至案發，何洪濤和王某某也沒有主動歸還。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授意請托人以本意見所列形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以受賄論處。”故何洪濤要求商人范某借給其特定關系人王某某100萬元借款到期后不還的行為實際已構成以“借”為名掩飾權錢交易的受賄犯罪。
方勇：何洪濤的借款行為是否可以認定為受賄，應主要考慮以下兩個關鍵因素。一是出借款項是否為范某的自主行為。案件審理中何洪濤辯護人辯稱，范某妻子李某與王某某簽訂《項目合作協議》向王某某經營的珠寶店投資100萬元系自主行為，王某某未還款是由于經營困難，指控何洪濤受賄100萬元不能成立。但在案證據足以證明，范某將100萬元出借給王某某并非自愿，而是明顯受到了何洪濤職權和地位的影響。何洪濤以及范某、李某證言均證實，起初范某并不同意借錢給王某某，后何洪濤多次催促，范某礙于何洪濤的職務和面子才同意借錢，借錢給王某某并不是范某的自主行為，雖然范某有些不情愿，但還想討好何洪濤繼續承接相關業務。且何洪濤在供述中講，范某在其關照下賺了不少錢，這100萬元就當是范某送給他的了，因此該辯護意見不成立。二是賄賂合意及還款情況。范某將100萬元借給王某某到期后，無論是王某某還是何洪濤均無還款的意思表示，且認為該100萬元系范某送給何洪濤的。客觀情況也表明，在范某催要借款的情況下，何洪濤及王某某均未歸還。在案證據足以證明范某向王某某出借的100萬元，系受到何洪濤職權和地位的影響，在對方無還款意愿的情況下，默認了該錢款送給何洪濤的事實。該事實符合受賄罪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應認定為受賄犯罪。
何洪濤收受范某100萬元的犯罪既遂時間應如何界定？
邵麗娜：在案件辦理過程中，我們注意到，該100萬元存在一個由違紀到受賄犯罪的轉化過程。先是范某在何洪濤的多次催促下，違背意愿將100萬元借給了王某某。我們認為此時的100萬元仍為借款，客觀表現為范某妻子李某與王某某簽訂了《項目合作協議》，約定了借款數額、期限、利息支付以及相應的權利義務等事項，王某某也按照約定支付了部分利息10萬元。在王某某未能按照約定還款后，范某向王某某多次催要過借款，并明確告知了何洪濤王某某未歸還借款的情況，其目的仍是想通過何洪濤將借款要回。因此，我們認為直至此時范某與何洪濤還不存在行賄、受賄的故意，何洪濤的行為尚屬于違規借用管理服務對象錢款的違紀范疇。但是，在范某多次催要的情況下，王某某及何洪濤均未歸還該借款，且何洪濤態度敷衍，并表示范某作為大老板不要計較這些小錢，變相拒絕了范某。此時，范某迫于何洪濤的職權地位影響以及想與何洪濤搞好關系以獲取更多的支持，便默認將上述100萬元送給了何洪濤。我們認為，該100萬元受賄行為在何洪濤拒絕還款、范某不再向王某某及何洪濤索要上述借款之時既遂。
張俊珍：本案中，范某借給王某某錢款是基于何洪濤的要求，借款到期后，何洪濤和王某某拒絕還款，范某默認將該100萬元送給何洪濤時，雙方達成了行受賄合意，同時構成受賄既遂。具體來說，范某妻子李某與王某某簽訂《項目合作協議》，約定王某某借用李某100萬元，借期3年。最初借款時，雙方約定了借款期限等，此時不易判斷或認定何洪濤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范某為維持好與何洪濤關系，在多次催促無果后，放棄通過訴訟等法律途徑主張權利，并默認將100萬元送給何洪濤。此時，何洪濤和王某某一起非法占有了該借款，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該受賄行為完成。
方勇：對于以“借”為名的受賄犯罪，其完成時間的界定涉及多個方面的考量，主要包括借款關系的存在與否、借款后的歸還行為、借款用途以及雙方的關系等。本案中，范某將100萬元借給王某某雖非自愿，但根據證據顯示，范某起初對該100萬元還抱有返還的期待，并未作出行賄何洪濤100萬元的意思表示，因此不能以100萬元的支付時間作為受賄犯罪的完成時間。后來范某在向王某某及何洪濤提出還款要求時，根據王某某、何洪濤的態度，范某主觀上發生了轉變，默認將該錢款送給何洪濤，此時何洪濤受賄犯罪既遂。（沈東方）